尘肺病农民工超600万 无劳动合同维权难

我国尘肺病农民工超600万 无劳动合同致维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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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张海超需要吸药扩展肺气管，走路对于张海超来说也是个体力活。

中国已经处于尘肺病高发时期，病死率高达22.04%。由于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尘肺病人基本上拿不到他们该有的赔偿，而全国除了云南水富县以外，都没有将尘肺病纳进到新农合。目前中国至少有600万尘肺病农民工需要救治，600万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文/图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1月30日的北京依然沉没在厚厚的雾霾之中，西二环两侧贴满玻璃(1642,9.00,0.55%)幕墙的高楼随着车辆的缓慢爬行而不断地若隐若现。

这一切，对于车里的张海超来说，已然熟悉。

这是近一个月来张海超第3次来到北京——这个因“开胸验肺”一炮而红的尘肺病人，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尘肺病患者的一张名片，并藉此为尘肺病群体四处奔走呼号。此次来京，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参加当天中午公益组织大爱清尘接受制氧机捐赠的仪式。

事实上，张海超本来可以选择在广东过冬。由于，对于如今已是尘肺病三期的张海超来说，北京的雾霾和阴冷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不过，张海超希看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往拯救更多的尘肺病兄弟——那是一个巨大的群体。

据卫生部公然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尘肺病676541例，占比90%。而有关专家调查发现，能够做职业病诊断并在疾控中心登记的，仅为尘肺病患者的10%至20%。

“目前中国至少有600万尘肺病农民工需要救治。”在大爱清尘的官方网站上，600万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而更令人揪心的是尘肺病高达22%的病死率，大爱清尘的发起人王克勤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据他们估计，就1月份来说，均匀天天会有至少1位尘肺病人离开人世。

“我们总说自己是在跟时间赛跑……救命是天大的事，能救一个是一个……”说到这儿，这个年过五十的汉子又一次红了眼圈。

尘肺义工

作为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真实的感受到了尘肺病的可怕。而2009年张海超那场悲壮的“开胸验肺”，更进一步地刺痛了他的心。

2011年，在广泛调查并目睹了尘肺病造成的种种苦难之后，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项目，并随后成立了眼下的大爱清尘基金。

“尘肺病非常的可怕，每一个呼吸都相当于我们在长跑。尘肺病人睡觉得趴着、跪着，碰上感冒了像过鬼门关。每个人都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朝不保夕。”王克勤说，曾经有一个尘肺病人看着身边的工友不断死往，半夜给他打电话，只怕不知哪天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因此，王克勤对于“和时间赛跑”有着深刻的熟悉，而“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也成为了大爱清尘的宗旨愿景。迄今为止，大爱清尘已经救助了超过600名尘肺病农民工患者。

不过，王克勤也指出，得到救助的尘肺病农民工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发现，尘肺病农民工不是越救越少，而是越救越多了。‘老尘肺’还没获得救助，‘新尘肺’又产生了。”

大爱清尘基金副秘书长唐祝英也无奈地表示，目前，大爱清尘确定的尘肺病救治标准为每人不超过1万元，仅仅依靠公益组织的气力还远不足以覆盖所有困难尘肺病农民工。

“我们全国的几千名志愿者都是自带干粮往一线往救助人。我们的唐秘书长是全职义工，自己出钱解决一切题目。”王克勤说，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开支，把召募到的钱更多地用于尘肺病农民工的救助，大爱清尘的工作职员想尽了各种办法。

位于北京北二环外牡丹园小区的一套两居室是大爱清尘的办公室。这个两居室的民房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狭小的客厅里摆了3张桌子、1个书柜和1张长沙发，使原本就不宽裕的空间显得更加的局促。

公益组织“善心莲心”向大爱清尘捐赠35台制氧机的仪式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举行。作为大爱清尘最早的形象大使，张海超被邀请合影并讲话。

闪光灯下的张海超显得很忸怩，在向“善心莲心”工作职员表示感谢的同时，仍然不忘借机呼吁：“很多人发病时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这个病。所以我们恳切的希看每一个人都往呐喊，一起呐喊，包括柴静都谈到了这个题目。”

一边说着，张海超的眼圈就红了，所以拍出来的照片上，他的眼睛都红红的。此时的张海超已经没有了电话指导工友维权时的那份老练和坚毅，眼中的泪水或许才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

命运转折

不停地往呐喊，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张海超自己的亲身经历。

张海超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2009年1月6日。就是在这一天，他在北京拿到了确诊为尘肺病的检验报告。“拿结果的时候我还抱有侥幸心理，仍觉得医生是不是弄错了。”

张海超说自己基本上是一路哭回来的，感觉就似乎天塌下来一样。

“一开始我不了解这个病，明显症状是2007年10月，之后的一年都是按肺结核治疗的。”张海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最初自己压根没有往尘肺病方面考虑。

事实上，张海超并不是个例，几乎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是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看，终极却带回了病魔与死神。

“假如知道会是这样，说什么也不会干。”这句话李长江听了无数遍。

李长江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2009年起，还在就读硕士研究生的他就开始参与尘肺病调研项目。李长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农民工关于尘肺病等职业病的知识严重匮乏。

李长江的说法也在王克勤这里得到了印证。“我们到火车站往发了5000张宣传单，再往问四川那些年轻的打工农民工，几乎95%都不知道尘肺病。”王克勤说。

不过，相比于对尘肺病的认知，索赔的难度显然要高得多。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诊断要由当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进行，整个过程复杂而繁琐，需要用人单位出具多种证实。

而更为残酷的现实却是，张海超就职的单位拒尽出具相关材料，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给出无尘肺的诊断结果。万般无奈的张海超不顾医生的劝阻“开胸验肺”，以证实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病。

“开胸验肺”的惨烈代价终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换来了总计61万元的赔偿金。张海超说，在他所在的这个群体当中，他是幸运的。

固然张海超并不相信命运，但他的命运仍不可避免地由于尘肺病而改变了。

张海超说，2008年得病以前自己是对生活和家人布满希看的，但是有了病以后希看就回零了，磨灭了。

“后来自己慢慢地心理上就接受了，另外几十个这样的人我都接触过，参加过葬礼、火化等，我就知道是不能躲避的现实，然后就看淡了生与死。”

维权之路

看淡了生与死的张海超决定做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让自己在剩下的时间里活得更有质量。就像是为了一种使命，他开始投身于公益，甚至用自己的救命钱来替人维权。

“从2009年以后就觉得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特别艰难，很了解这种病给家庭带来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以及患者本身病痛的折磨，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特别需要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最开始，张海超是通过电话和网络来为同样患有尘肺病的工友们提供帮助。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从2010年就开了微博，但那会主要还是用博客。”

把自己的事以及碰到的特殊案例写出来放到网上对张海超来说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张海超坦言，由于自己才初中毕业，文字组织能力比较差，写起来很吃力，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写出来。

即使在2012年全面转向微博，这一切依然没有太大改观。“我有时写个100多字的微博都得弄一个小时呢。”张海超笑笑说。

张海超还记得第一次真正出往帮人维权，那是在2010年6月，当时四川达州有一个叫肖化忠的尘肺病患者由于证据不足，走了很多弯路。

“在这个过程中我帮他声援了。由于对这个案子比较了解，开庭前我心里也犯嘀咕，证据难，还有就是时效已经过了，可能到死都拿不到赔偿。”

不过，让张海超出乎意料的是，开庭后第三天肖化忠就拿到了14.6万元的赔偿。“当天法官就找到他说别找媒体了，我肯定能帮你拿到钱。”

这个案子让张海超意识到了自己的能量，他决定竭尽所能地帮助更多的人往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不过，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后来发生的事让张海超内心一度挣扎。

来自贵州的孙凡军和他的工友是张海超帮助的另一拨人。“他们找到我以后讲了2008年到2010年的维权经历，觉得没有希看了，他就问我你说我们能拿到赔偿吗？”

张海超说，固然觉得他们这条路会很难，但还是鼓励他们走下往，并和自己的工友一起拿出3000多元钱，交给孙凡军他们作为维权的用度。

然而，让张海超没有想到的是，在2010年7月初，其中的一个叫全贵(音)的工友，死在维权路上。为此，张海超陷进了深深的自责。

“当时他们往找工会，长时间没吃饭，从工会出来没多久人就走了。我心里很难受，假如当初我不鼓励他们，也许他现在还活着，所以我很纠结。”

由于证据不足，孙凡军们终极从政府手中拿到了从3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补偿金，这些钱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处境，但由于精疲力竭，他们没有再争取下往。

张海超说，固然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和经济原因做的贡献很有限，但还是想做，每次帮别人拿到赔偿的时候自己都会有一种安慰感。“而且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爸妈对我都很支持。”

制度保障

不过，相比肖化忠，孙凡军的例子在张海超两年多的维权历程中似乎更有代表性。

张海超说，自己这些年经手了大概有一百多个案子，拿到赔偿的只占很少一部分，有好多都是包括群体性的都不了了之。而且基本是以调解告终，直接判决的很少。

“不了了之主要是由于证据缺失、法律制度缺陷等一些因素。”张海超丝尽不掩饰自己的失看。“可能有的媒体就说职业病防治法已经修改等，但是在现实的实施中我不以为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张海超以为，尘肺病防治的根结还在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上。“比如说我们单位原来给我做过体检，然后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需要通知个人，但是他就没通知。你说这个情况到底是法律不完善还是说没有落实？”

“包括柴静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没想让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到多么完善，就按原有的职业病防治法往切实地实施，中国职业病的防治也不会出现像现在这么混乱甚至失控的局面。”说到这里，张海超由于情绪激动已略微涨红了脸。

而李长江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通过对湖南籍尘肺病工人进行长达3年的追踪，他们发现题目要更加复杂：尘肺病工人由于缺乏劳动合同，难以被确认劳动关系，进行尘肺病诊断的难度非常大；而缺乏社会保险、打工地和户籍所在地的分离造成了尘肺病救助责任被推诿。

“要做工伤鉴定，职业病鉴定等，首先就要有用工合同。”王克勤说，社科院2008年一份报告显示，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的只占5%。“此外还要有粉尘接触的证实，做过几年，要出具或有工友证实，中国企业这样主动做的太少。”

王克勤还指出，国有企业职工得尘肺病能够得到相应的政策保障。“不愁吃、不愁药，子女就业可安置，每年有3个月到半年的疗养。而这些，农民工就享受不到。”

李长江还特别提到，由于一次性且金额不足的补偿造成尘肺病家庭失往可持续的支持，导致很多家庭因尘肺病致贫、返贫。对此，李长江建议国家应当建立尘肺救治基金。

“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建立赔偿制度，然后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唯有通过长期有效的赔偿，才能解决一个家庭的困顿。”李长江说。

李长江还提到了香港经验。

1980年香港《肺尘病(赔偿)条例》出台，1981年1月1日以后确诊病人的赔偿，依据《肺尘病(赔偿)条例》成立的“肺尘病赔偿基金会”来进行支付。从1993年开始，尘肺病工人每月获得赔偿，直至工人往世。

而对美国尘肺病防治情况的考察也让王克勤印象深刻。王克勤先容说，美国通过严格的法规对工人的工作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环境评价不达标，不答应开工。违法本钱也极高，对违法行为可以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大爱清尘核心职能第一个就是推动立法。推动与尘肺病相关的一系列的立法和制度的建构。”王克勤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春节后他们马上就要开一次关于尘肺病立法的研讨会。

留下希看

但完善的立法需要时间，留给张海超的时间却未几了。

“爸，你真的只能活到40岁吗？”看着出现在电视上的父亲，女儿小梦问张海超今年多大了。

“32。”

然后小梦就开始数：“那那时候我还很小啊。”

张海超没有再回答什么，他让小梦换台，往看动画片，但小梦却固执地非要看爸爸。后来，张海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时自己的心里非常难受。

女儿，是已经看淡生死的张海超现在最担心的。“托孤”也成了张海超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托孤这个事情，原来的话我爸妈也会把她养大，结果现在他们身体不好，并且我离婚的时候她妈妈拒尽出抚养费，我死了以后他们也不承担孩子的抚养费并放弃抚养权。”

张海超说，自己现在所想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女儿安排好。

“实在我也知道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童年，无论穷富。但是现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对我而言能活着看到孩子有个回宿死也瞑目了。”

李长江告诉记者，孩子和老人是尘肺病家庭中受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由于尘肺病患者多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得病，往往对家庭造成致命的影响。“轻则失学，重则成为孤儿。更不要说影响孩子的成长。”

张海超也坦言，自己得病对孩子造成的影响特别大，如今自己只能尽量往减小影响。

“孩子现在对我的病情是一点都不知道，但我相信她长大了一定能理解。”张海超还把小梦送到了当地县城最好的私立学校，希看藉此能够改变孩子的命运。为此，张海超每年都要从自己60万元的赔偿金里拿出1万元来交学费。

事实上，张海超每年药费支出就要好几万元，而这只是在不住院的情况下。

“住院的话只能从家里那边的新农合报销很少的一部分。往县级医院报60%，直接往省级医院只能报30%至40%，固然现在有的地方说是报销百分之七八十，但那只是乡级卫生院，在乡级卫生院并不能获得有效的治疗。”

张海超说，自己用了很多尘肺病人并不舍得用的进步免疫力的保健品，但目前的健康状况仍时好时坏，有时连1000米的路途也会走得很吃力。

“像前段时间天气特别冷的时候，碰到一些事就无能为力。比如，往年12月4日在内蒙古有个开庭，他们打了很多次电话希看我往旁听，当时那里零下20多度，我说不是我不往，是真的不敢往。”

张海超说，有的时候自己会跟一些尘肺病患者聊天，也大概知道一般从尘肺病发病到死亡是7年的时间。“现在我都不愿意想这些，一些跟我现状差未几的都是没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王克勤特别理解张海超目前的处境，也在帮助张海超寻找合适的收养家庭。只不过，目前仍然没有找到。

张海超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他希看通过长期观察的方式找一个适合小梦成长的家庭。“可以说这个选择是决定她一生的，所以说不能草率。我就希看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家庭，而不能只看人家的经济条件，要看是不是利于孩子成长。”

聚焦尘肺家庭：他们死了 我以后还不知怎么死

中国青年报

王作礼和杨才书

老六王祖华的尘肺病诊断书

住在大山深处的王作礼一家就快喘不上气了，尽管那里遍地翠竹，被称作“自然氧吧”。

这个山净水秀的小村庄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从成都出发，要换三趟车、使用三种交通工具，最后还得手脚并用地爬一段山路，至少花费7个小时。结果，74岁的庄稼人王作礼只用短短的19个字就向外乡人说清了他家的故事：“我有五个儿子，三个儿子生病，到现在死了两个。”

起初，他们以为这种“怪病”是肺结核，后来又有人说是出往打工中了“铅毒”，直到几年后拿到诊断证实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名叫矽肺病的职业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尘肺病。

这时，它已经让王家三个儿子的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石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压垮了生命以及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

10年间，王作礼失往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已是矽肺二期。他的家庭被尘肺包围了，他的邻居也没能逃脱。在这个800多人的村子里，尘肺病患者至少有15人，至今只剩8个还在呼吸。

“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

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往世了，留下74岁的父亲王作礼和75岁的母亲杨才书。

王作礼的腰弯了，浑身的关节都在疼。杨才书整宿睡不着觉，白天呆坐在炭火盆边垂着头打瞌睡，连拐杖摔在地上都没听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们养的公鸡蹦来蹦往，神经质地叫个不停。

王作礼有七个儿女，往世的老五和老六生前和他们住在一起。52岁的大儿子王祖全独居山下，有时会爬上山来看看他们。这个中年男人总是驼着背，矽肺二期让他看上往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

这条熟悉的山路，王祖全曾经一口气就能跑上来，现在歇上三四次，还喘个不停。1988年农闲，27岁的他就沿着这条泥泞的小路走出大山，往甘洛县的铅锌矿区打工。

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有丰富的铅锌矿资源，山上遍布的矿井就像马蜂窝。在上世纪***十年代，它被称作四川的“小香港”。本地和邻县的很多年轻人都往那里淘金，其中就有王祖全和他的四个弟弟。

人们口中的“小香港”，实在到处灰蒙蒙的，空气混杂着浓重的柴油味，与山净水秀的沐川相比简直是“两重天”。不过，那里的矿工挣得比沐川县城公职职员还要多两倍。对于一个只有3亩田的9口之家来说，这是条“划得来”的出路。

“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坐在炭火盆边，王祖全避开升起的烟，眯着眼睛说。那时，他对生活最大的期看，就是“幸福一点，找个对象，回来好好过生活”。

在矿井里拉了一个月的沙子，王祖全觉得不挣钱，转业当了炮工。他佝偻着腰爬进窄小的洞口，在岩石上打孔，把炸药填进往，再跑到几十米外点燃引线。他的防护装备，就是一只最普通的防尘口罩。

灰尘让王祖全看不清一米外的人。从井洞出来，他满脸白灰，咳出的痰里也带着灰。在那种环境里，连老父亲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1991年，王作礼在甘洛矿上做过5个月的饭，他只记得有人从洞里钻出来，但四处都是灰尘，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

“当时不晓得沙。”20多年后，王作礼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没人把这些白灰当回事。王家兄弟几个在矿上碰面时，也抱怨这里的空气让人恼火。可一转头，他们又商量着跟哪个老板干活时间短、挣得多。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自己洗干净就没事了，“就算灰尘吃到肚子里，最后也会排出来啊”。

村里人还在羡慕这些“先富起来的”。看到拎着水果回家的他们，有的邻居用夸张的语调招呼着：“哦，挣大钱的回来喽！”

往甘洛零碎地打了4年工，31岁的王祖全实现了自己的愿看。他娶了比自己小10多岁的姑娘，还用打工攒下的一万块钱在山下的公路旁盖了8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房。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

“她年轻，别人都说她漂亮。”尽管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就因贫穷而结束，但提起那段光彩的日子，王祖全耷拉的嘴角终于扬起来，露出羞涩的笑脸。

“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最先感觉这些灰尘不太对劲的，是从小体质就弱的老六王祖华。

2003年，留在矿上的王家兄弟只剩下老大、老五还有老六，三个人已经断断续续当了10多年炮工。这年农闲，他们像往常一样钻进井洞，可没干多久，老六就开始一直咳嗽，总觉得累，最后连路都走不动了。甘洛县的医生说他得了肺结核，让他别在矿山干了。

老六回家吃了大半年治肺结核的药，病没好，胃口倒变差了。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要晚上脱了衣服睡，第二天起来就会感冒，半个月都好不了。

那一年，甘洛县的矿山发生了塌方事故，四川省政府要求对非法开采的矿区进行整改。被遣散的工人忙着找其他活路，没人在意王家老六的这种病。

老五王祖团还是单身，那段时间，他正四处找对象，刚刚熟悉了一个离婚、在县城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可从甘洛回来半年后，他也开始咳嗽，还咳出了血。

老五的病来得比老六更凶。父亲把田地转包出往，拿了4000元送他往山西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治了一个多月，钱花光了，病却不见好转，最后只好回家继续吃普通的感冒药。

怕他的病传染，家里人单独给他备了副碗筷，饭菜也是单舀出来的。

只有一年时间，老五的身体就垮了。他瘦得不成样子，走不了路，睡不了觉，躺在床上后背疼，坐在火盆边又差点一头栽进往。

这个调皮、爱结交朋友的年轻人，变得脾气急躁，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又要喝粥，等到母亲杨才书端过来，他又吃不下了，只是粗重地喘着气，脖子一下一下地向上抻着。

胸口疼得受不了时，他用秤砣砸自己的脑袋，由于没有力气，只砸出一个大包。他想摸灯泡电死自己，结果也没死成。

“砸也砸不死，烧也烧不死，没得题目了。”老五又嚷嚷着让父亲卖掉家里的牛犊，给他买药治病。

两个儿子接连生了“怪病”，都要拿钱吃药，王作礼心里很恼火。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住的还是土坯房，屋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患有风湿的王作礼经常要走两公里的泥浆路，上山砍一百多斤竹子，扛在肩膀上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背到公路边，换三四十元贴补家用。

好脾气的他有时也忍不住抱怨：“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儿子和竹子把王作礼压得喘不过气。“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他伸出一双皱巴巴的大手，揉着上面的关节。“他的腰杆也伤了。”坐在旁边半天没说话的杨才书心疼地插了一句。

2005年冬天，老五病得“心里发慌”。他躲在屋里的石磨后面，冲出来毫无缘由地给大哥头上一菜刀。王祖全捂着头，血顺着手指缝流下来。要不是老五病得没有力气，这刀下往他就起不来了。

住在县城的弟弟雇了辆面包车赶来，背大哥下山，往县医院缝了7针。这道伤口留在王祖全的头皮上，现在还时时作痛。

杨才书吓得不敢在家里呆着，跑到邻居家吃了几天饭。

在屋里叫唤了两天后，36岁的老五王祖团死了。谁也说不清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记住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刀。直到老五咽气，全家人依然以为夺走他生命的是肺结核。杨才书把他用过的碗筷在屋外摔碎了，怕勾起伤心事，又把他的照片烧了。如今，这个家中找不到一丝他存在过的痕迹。

葬礼上，杨才书哭得昏了过往。家里另一个病人老六害怕了，他有些灰心地问大哥：“以后我怎么办啊？”

家中唯一留下的老六影像，是他的身份证

老六的坟已荒草丛生

“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

老五埋在屋前坡地的竹林里，连块墓碑都没有。

按照当地习俗，白发人送黑发人，坟冢不能起在比自家屋子高的地方，也不能给晚辈扫墓。老五直到死都没有成家，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这些年，杂草从坟堆的石块里肆意地钻出来，青苔已经快把那里占领了。

老五生病那几年，村里好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和王家三兄弟一样，他们都在甘洛县打过工，当的也是炮工。人人都以为这是肺结核。大家坐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背地里却偷偷说：“别跟他们得病的一起吃饭，要传染的。”

就连乡里的医生都提醒过一个村民：“你要留意喽，你们村那么多肺结核，你跟他们一起，别被传染了。

老五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往世的。看到他死前的样子，其他得病的人害怕了，有人说“不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

不过，凑在一起闲聊时，也有人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怎么只有往甘洛打工的人才得这个病，家里亲近的人反倒没一个被传染呢？直到他们听说沐川县又死了两个工友，这才意识到这个病大概和自己的工作有关系，可能是在甘洛中了“铅毒”。

当时他们以为，这是“自家倒霉，命该如此”。王祖全还劝六弟：“打工时不知道，得了病只能自己保养。”

实际上，五弟往世时，王祖全已经感觉自己的“铅毒”也发作了。他心慌、胸闷，症状和老五、老六刚发病时一模一样。这个原本一天能挖半亩地的男人，现在跑得稍微快一点就觉得累。2006年，他往县城看病，医生指着他的肺部CT说，上面有“小点点”。

“你的肺有题目，不能往打煤矿了，要好好调理。可能是尘肺病，这个病凶得很。”医生说。

这是王祖全第一次听到“尘肺病”这三个字。他模糊地意识到，夺走五弟生命的可能并不是肺结核，而是十几年前就被他们吸进肺泡的灰尘。

从医院回来，他没忘提醒同样往甘洛县打过工的邻居李树权：“你可能也得了。”

和老五同岁的李树权急得连连摆手：“我没得没得。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口罩捂得紧，干工干得起，走路也走得起，还能扛200斤竹子。我肯定没得题目！”

两年后，李树权忽然感到心慌，觉得“有一股气在五脏六腑游走”。他感觉不妙，赶紧托熟人带他往邻近大一点的县城看病。

“你是不是在矿上干过？你得了尘肺病。”医生很直接地告诉他。

李树权懵了，他带着胸片又往成都的华西第四人民医院(四川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查。医生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不用再查了，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你赶紧找你的老板打官司吧。”

“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老六的职业病诊断证实书，叠成一个小小的四方块，收在纸盒里。拿到这张证实时，他已经病了7年，矽肺三期，相当于到了晚期。

证实书上的铅字提醒他“一年复查”。但还没到一年，他就往世了。这张来之不易的纸，如今已变得褶皱、湿润，一些地方甚至生了黄斑。

2010年底，一家网站的志愿者用摄像机记录下老六王祖华最后的样子。镜头中的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厚重的玄色上衣，喘气声很大，说话时脸上闪现出一丝分歧时宜的幽默感。

“我们五弟兄都是干这一行的，死了一个。”他想了想，瞪大眼睛补充，“他死了5年哦。”

在老五王祖团之后，村里又有3个年轻人还没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就稀里糊涂地死了。

要不是河南人张海超的出现，他们对***的等待还会更加漫长。2009年，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在医院“开胸验肺”，打算用这种极真个方式证实自己患有尘肺病。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用人单位予以61.5万元的工伤赔偿。

那时，远在四川山里的这个家庭已经快撑不住了。老六的病越来越重，每隔一段时间，王作礼就要踩着泥浆路，徒步两个小时往乡里给儿子买药，每月药费六七百元。他向妹妹借了1万元，至今没还上。

同村的工友在手机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才知道原以为只能“自认倒霉”的职业病，也属于工伤，可以得到赔偿。可他们当初并没有和矿主签订劳动合同，矿山整顿后这些矿主早已不见踪影。沐川县几十个生病的工友联名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很快得到了批复。他们拿着“红头文件”往信访局开证实，租了辆大卡车一起往乐山市疾控中心做鉴定。

拍完CT，一位医生出来对走廊上的他们说：“你们几十个人，全都有题目。你们要抓紧时间。”

那一次，沐川县经医学鉴定确认的尘肺病患者共有47人。王祖全是矽肺二期，邻居李树权也是矽肺二期，老六王祖华已经是矽肺三期。

老六的时间已经未几了。王作礼请人做好了棺材，就停在屋子里。诊断证实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这个爱说笑话的小个子，最后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往，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

“我已经完了，尽对完了。”清醒的时候，他不放心地对大哥说，“我要是死了，你们多照顾父母。我死了，他们以后咋办？”

说起这些事，王祖全低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哎，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杨才书在小儿子床边守了好几宿。王作礼刚替下她，老六睁开眼看不见母亲，嘴里叫着“妈——”。

2011年1月31日，间隔春节还有两天。躺在床上抻着脖子昼夜呻吟的老六，让父亲抱他往解手。这个40岁的男人已经瘦得只剩60多斤了。到了厕所，老六解不出来，王作礼又把他背回屋里。他本想把儿子放在竹椅上歇歇，可老六的身子一下滑到地上，王作礼回头才发现，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哪个晓得他就死了。”王作礼平静地讲完那天发生的事情后，忽然重重地说：“这个病，死也死不到，好也好不到！”然后，他又呆坐在火盆边，回到往日的沉默中。

老六往世后第二天就是除夕。邻居帮忙把他的棺材抬到竹林里埋了，和老五相隔不远。送走乡邻，已经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胃口，随便弄了点剩饭剩菜将就吃了。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本该热闹的夜晚冷得很，天空飘起了雨和雪。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

老六带着肺里的灰尘走了，他也把灰色留在屋子里。

这个家庭才刚刚离别了带着裂纹的土坯房。汶川大地震后，他们用政府补助的钱在老屋旁边盖了宽敞的新房。新家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庆的对联：“出门求财财得手，在家创业业兴旺”，横批是四个字——“幸福之家”。

可终极迎接他们的还是不幸。新屋还没粉刷，老六就往世了，墙壁至今都保持着水泥本来的颜色，房间里显得灰沉沉的。

有半年时间，杨才书和邻居说着说着话，眼圈就红了。好不轻易缓过劲来，昏昏沉沉的她又在菜地里摔了一跤，半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出院后，她的腰伸不直，只能靠手里的竹竿支撑身体。

怕她伤心，王作礼和大儿子用塑料纸和竹竿搭了个屏风，挡在家门口，免得一出门就能看见老五的旧坟和老六的新冢。

可杨才书的心已经伤透了。有一次，王作礼带她出往散步。老两口牵着一根竹竿下山，走在前面的杨才书忽然说：“我不想活了，不如一头栽下往。”王作礼劝她：“以前都没的吃，都活过来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你还要死？”

王作礼的心里实在也不好过。老伴这么一病，家里的活全都压在他身上。清晨5点多，他就要起床，烧火、烧水、做饭，有时还得上山砍点儿竹子。12岁就下地干活的他，如今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他把电话号码放大几倍后抄在墙上才能看清。可关于杨才书的一切，他却眼明手快。这些天家里来了客人，他看见老伴在饭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就探身夹了块肉饼放进她碗里。过了一会，他发现老伴一个人呆坐在墙角，转身又从厨房里拎了个炭火盆出来。

王作礼的身上还背着儿子治病时欠下的债。他对生活的希看，只剩“快点还上钱”这么简单。可当家里的外乡客人要把钞票塞给他时，老人却连着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了墙角。他摆了摆手，扬起下巴说：“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不能要。”

职业病诊断证实书没有让他们的维权变得一帆风顺。甘洛县的矿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后拍卖了，新来的老板说这些历史欠账和他们没关系。

王祖全他们到甘洛县法院起诉，对方不受理；到省里上访，信访局的人说：“你们这个由当地政府解决”；回到沐川，政府官员又说：“我们当地政府困难，只能向上汇报、请示上级领导。”

就连曾经羡慕他们的村里人也说起了风凉话：“找政府也没用，你自己往挣钱得的病，与政府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件事，1990年代中期“脱贫”的沐川县也觉得“挺尴尬”。县信访局局长解释道：“他们要求进进工伤保险赔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医和子女就学。这是跨地区的事，必须由甘洛来解决。我们也希看通过媒体呼吁，让对方认这个账。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也很尴尬。”

而在甘洛，等待“认账”的尘肺病患者至少还有上百人。

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变重了。别人给他拍照时，他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往精神一点：夹紧双臂，手指贴在裤缝上，可后背就是伸不直。天天晚上，他只能睡两个小时，怎么呆着都难受。第二天下不下雨，他的肺比电视里的天气预告还准。他跟别人说自己已经看开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还是要吃饭，反正怎么都要吃饭。”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他说。

自从被鉴定出患有尘肺病后，王祖全和烟、酒还有辣椒离别了，就连他过往最爱的羊肉汤也不能喝了。有工友开玩笑说，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遗憾，就是“与麻辣美味无缘了”。

2012年，沐川县政府为这些尘肺病人设立了一笔20万元的专项救助基金，供他们往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治病。王祖全通过这笔钱往成都洗了肺。接连失往两个弟弟的他已经不抱什么希看，可医生告诉他，“洗一下会好一点”。

王祖全洗了4个多小时，全麻苏醒后浑身都没力气。***拿来一个玻璃瓶让病床上的他看，里面的水是玄色的，还有很多“垃圾”沉在瓶底。

“你看嘛，这就是你洗出来的水。”她说。

这时，间隔王祖全离开矿山已经快10年了。他终于看到了这些曾经被他们轻视、却夺往两个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尘埃。

“我们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

再过几天，又是除夕了，这个家却没什么过年的气味。王作礼打算杀一只鸡，他没有力气再养猪，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是女儿从山下背来的。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由于老伴耳朵不好，自己也没心情。

老六往世整两年了，如今，他的坟也长出了荒草和青苔。家里没人主动提这件事，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儿子回来看见了，心里有点过意不往。这个书没读完就离开家的19岁年轻人对父亲说：“六叔的坟是土堆堆，我以后挣了钱，给他垒个砖块块的。”

王祖全山下的那间大屋子，曾经被村里人羡慕的砖木结构大屋，也已变得残败不堪。如今，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屋里四处堆着杂物，下雨时屋顶还会漏雨。由于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摔到山下，他磕破了头和膝盖，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他打算赶紧往县城租一间百八十块钱的屋子，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

“我总有一天要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个屋里。弟弟妹妹会有看法的。”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他压低声音说。早已失往劳动能力的他，如今就靠县政府每个月300元的补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

洗完肺的王祖全还是没什么精神。他总是“哎哎”地叹气，觉得洗肺实在也“没多大效果”，又听说洗完肺还需要留意保养，就更不敢再洗了。他对未来已经不作打算，“今天过了，明天过不过都无所谓，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他哈着腰说。下午4点，屋里已经有点暗了，火盆里的炭烧成了灰。

与脆弱的肺相比，王祖全更担心另一件事：“我们这些人越死越少，政策要是有一天没有了，又没人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还不是工伤保险，假如解决了就不操心了。”

做完职业病鉴定3年来，包括王家老六在内，村里又死了3个人。死的人一多，大家连日子都有些记不清了。这天下午，在王作礼家围着火盆摆龙门阵的几个人，为一个工友往世的时间争了起来。

“2011年的尾月。”“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反正是冬月！”

邻居李树权这天也在。他伸出左手，掰着手指，总结似地发言：“我们村15个尘肺病人，现目前还有8个。我算过的，他们这里两个，付代金、陈谢培，邵洪兵，杜正才、陈谢忠，死都死了7个了！”他每放下一根指头，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往。

“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王祖全驼着背补充道。

屋里一片沉默。